苏格拉底的名声诚然是在其身后由柏拉图一类拥虿构建起来的，但在文化史上，一个平凡哲学家竟被民众法庭判刑处死，毕竟是绝无仅有的事。不时让人困惑的疑问是，苏格拉底终究是不是因“败坏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而被处死的？
假设是，“败坏青年”和“不敬神”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重罪乃至死罪？假设不是，苏格拉底终究是在哪种状况下，由于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获死刑？他的死可以防止吗？
若不想深穷，大可随声附和，说他是由于“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是这等于真正弄清了理想假相吗？
“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或智术师（sophist）的名声，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智术师，过后都在搞现代条件下的“启蒙”，都在宣扬新潮的哲学乃至“迷信”思维，都不那么敬神。
至少不那么敬传统意义上的神，故而要指控他们“不敬神”（柏拉图因此不遗余力地为教员辩护：他其实十分忠诚），并不冤屈。疑问是，过后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亘古未有，为何单单把苏格拉底揪进去起诉并判死？
看来，“不敬神”即使能够充作罪名，也并不具备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终究指的什么？这听上去有点不三不四，不大像是一个“适宜”的罪名，当事人怎样或许因此成为原告并且被判死呢？
可是，恰好是这个看似不大像罪名的罪名，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所谓“败坏”，决非简略的品德侵蚀，而蕴含着致命的政治内含。
为什么这么说？在过后雅典，无论是“败坏青年”之品德罪名，还是“不敬神”之宗教罪名，都与政治无法宰割地纠缠在一同。这就象征着，不谈政治，就无法能知道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缘由。
从文献可知，苏格拉底不只是个哲学家、品德家，也多少是个政治人。他被判刑并处死之事，发作在西元前399年，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抗争中战胜投诚之后的第五年。这时希腊政治的主线，是保守独裁派与贵族寡头派的结构性抵触；
数百个城邦可大抵划分为实行保守独裁制与寡头制两大类政体，而每个城邦外部也大抵决裂为独裁派和寡头派两大派，雅典并非例外。应当指出的是， 所谓寡头制，按现代规范，仍是独裁制，只不过是不那么保守的独裁制 ，斯巴达的政制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独裁政体总是不屑、讥讽来看，苏格拉底显然不是独裁派，或许说，其政治立场与寡头派相反或相近。这个派系里虽有大批的中产分子，但其外围却是部落贵族。
苏格拉蓝自己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他的弟子和好友却多为部落贵族，也多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敬慕者亚西比得。
以及柏拉图自己、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以此故，说他身边汇集了一个贵族寡头派的“圈子”或“小团体”，是契合理想的。
特意值得一提的是亚西比得。他英俊洒脱、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知晓音律，为过后雅典城的头等酷哥，粉丝有数，连口齿不清都有人模拟。过后坊间有谣言，说亚西比得与苏格拉底关系暧昧，是他的“情人”。
这个说法在柏拉图的著作里也不难找到证实，在有关对话中甚至可以看到，亚西比得向好友们炫耀：他与身体高大、扁塌鼻子、皮肤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无量的苏格拉底在练身馆里调过情！
他甚至当众色诱苏格拉底，无奈后者并不领情，使其阳谋未能得遂。记录标明，亚西比得是一个野心勃勃、高傲无礼、富于攻打性的家伙。
正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公民大会上怂恿大众忽悠大众，使其所提远征西西里的动议在“公投”中取得经过，自己被任命为远征军总指挥之一，但远征军离港后不久，便因故潜逃到雅典的头等敌邦斯巴达，为其上层出策动策，给雅典形成了严轻损伤。
以上提到的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们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缘由，却不能说是直接缘由。
要弄清事情的前因结果，还得回到西元前404年。这一年雅典在继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抗争中最终战胜投诚，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自愿拆毁进攻性“长墙”和表现其海上霸权的数百艘战舰。
接上去，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订法律法规。但这些人并不好好制订法律法规，却组成一个小团体，大搞恐惧政治。
他们不经审讯便对独裁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富，并将很多人流放家乡；把独裁派赶尽杀空前，便在自伙儿外部杀起的平和派来。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仁政。其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头等鹰犬。
僭主统治激发了剧烈反弹，逃亡在外的独裁派积存力气，很快东山再起，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倒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役中被杀。
这时，斯巴达方面见寡头派粗浅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思索，没有启动干预，而是默认雅典复原独裁政体，独裁派遂得以复辟。僭主仁政只继续了八个月，但时期以种种罪名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与伯罗奔尼撒抗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
值得留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少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便提及“三十僭主”。
这封信虽也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所立功状却只是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得的罪状更是一字未著。不只如此，此两人还被柏拉图布置为其少量“对话”里的客人公。
雷同，色诺芬在其《回想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性直接提到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得等人在雅典人当中惹起的仇恨。不难想见，色诺芬是要让苏格拉底与他的弟子脱钩，以证实他洁白无辜。
这些人是犯了罪，但那是他们的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对弟子们的薰染何干？假设说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其余文字多少尚能做到“客观”，为何偏偏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的疑问上如此守口如瓶？二人究竟有何难言之隐？
要回答这个疑问，还得对雅典独裁作一番调查。理想上，西元前5至4世纪的保守独裁是苏格拉底审讯的一个至为主要的要素。
何谓“保守独裁”？此即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外延大为不同。这是一种由民众经过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制直接行使军事、政治、法律、外交等大权的氏族外形的独裁。
这种独裁与现代独裁的最大区别是：公民不只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严重事务的决策，而在现代独裁中，公民只选举出议员和行政首脑，在绝大少数状况下并不参与也无法能参与决策（公投是例外，但极少举办，不像在雅典是家常便饭，即主要决策方式）。
换言之，希腊独裁是直接独裁，而现代独裁是直接独裁或议会独裁。直接独裁只要在国度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方或许存在。
为了充沛了解希腊独裁，还得看一看现代独裁。17世纪以降，独裁的理念在西北欧洲崛起，逐渐在整个欧洲、北美乃至环球失去认可。
以此故，希腊独裁也开局遭到推崇，至19世纪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致于明天很多人以为，现代独裁的源头就是希腊独裁。
但现代独裁并非来源于希腊，而发端于基督教的对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与希腊独裁有关。其实两种独裁在源起、理念、规模、方式和程序上都有严重差异。
五四以来国人不时崇敬希腊独裁，甚至崇敬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独裁的毛病熟视无睹。
理想上，保守独裁于前6世纪末兴起以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大众，使后者权势越来越大，不只几千人汇集在公民大会上以公投的方式选举指导人。
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小事启动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充任“法官”兼“陪审员”，几百至几千人以公投方式对原告做出世杀予夺的裁决。
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尔提亚德等出色的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伯里克利虽幸运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大获全胜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刻被判死。
当然还有苏格拉底被判刑处死。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一、独裁派干将美勒托自己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八将军被判死刑后（其中六人被执行）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这不免让人想到雅各宾仁政。
雅典独裁还做过其余错事，举两例说明。
一，前416年，独裁的雅典人投票决议对弥罗斯岛居民启动灭族性大屠杀，缘由很简略，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抗争中坚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
而在雅典独裁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其威望，应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位置。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抗争史》，雅典人执行了这次灭族屠杀，杀死了弥罗斯岛一切女子。
二，前415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经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在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且伯罗奔尼撒抗争还远未完结的状况下。
雅典人又发起了另一场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抗争自身的抗争，希图吞并叙拉古及西西里岛其余城邦的土地，掠取那里的财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死亡了几万人，连统帅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也被叙拉古人俘虏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破落。
当然，雅典独裁远非没有优点。雅典独裁虽有以众暴寡的偏差，虽相关于现代独裁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非自在（例如妇女、外邦人没有公民权，遑论奴隶；
再如公民财富权得不到保证，没有教育自己孩子的权益，没有不参与政治的权益，没有不崇奉城邦诸神的权益，甚至舆论自在也遭到一定限度）；
但是在很大水平上，也正是由于独裁在雅典发明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才使喜剧、哲学、修辞术得以降生，使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迷信等得以兴盛，使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和思维家得以涌现，对西方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
独裁的最大短处，莫过于能够在既有经济社会条件下，较好地施展普通人的客观能动性，使公民参与国度政治生存，对国度怀有剧烈的认同感。
此外，独裁派在看待推戴派方面，也显著比贵族寡头派更善良，至少没有像他们那样大肆屠戮。假设说雅典独裁做了一些错事，那是由于它仍发育不全。假设历史能给雅典独裁更多的时间，它兴许能够逐渐欠缺起来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苏格拉底之死的前因结果，还得悉道对过后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
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与现代制度作一个简略比拟，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在现代社会，诉讼由一职业阶级即律师和法官来启动，在雅典状况却并非如此；
在现代社会，因任何诉讼都必需业余化的法律常识，原告普通会请辩护律师，但这种情景对雅典人来说可以说闻所未闻。
古希腊基本就不存在职业化的法官和律师概念。理想上在氏族制遗风远未脱尽的雅典，法律仍相当毛糙，还没有从与政治、宗教微习俗中齐全分化进去。
立法、司法职能与军事、政治、宗教等职能仍有很大水平的重合。相当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员等职能由谁来实行？由民众法庭来实行，而民众法庭又由抽签发生的数百到数千名“法官”兼“陪审员”构成。
从“人群心思学”的角度看，在“人群”中，原本能够独立思索的集体不复存在，人们“思维和觉得中的品德解放突然隐没，原始激动、童稚行为和立功偏差突然迸发”。如此这般，要总能做到公正正当，真实太难了。
由于希腊独裁是一种氏族外形的原始独裁，现代意义上的业余法庭和职业律师基本不存在，所以不只任何公民可以起诉任何被认犯法之人，而且从实践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宣布意见，揭露控诉任何集体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
这象征着， 任何手握权势者都遭到亲密的监视和制约 。从权势应受制衡这一独裁准则看，普通公民监视并解放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希在粗陋的氏族式独裁的操作中，任何负责公职者，无论贤或不肖，随时都或许堕入主动和风险。
不只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裁决结果取决一个超大“人群” — 几百至五六千个公民聚在一同组成的民众法庭 — 的投票，而非取决于少数业余律师和法官依法依据启动的答辩、商议和琢磨。
对过后形势既已有所了解，无妨把眼光再次转到伯罗奔尼撒抗争后的雅典政局。西元前403–402 年，雅典经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达成和解的法则。
僭主仁政被颠覆以后，独裁派为了稳固局面，也思索到斯巴达随时或许启动军事干预（伯罗奔尼撒抗争完结后，斯巴达在雅典城派驻了一只霸占军），决议不搞秋后算账，而是打起了统战牌。
其重要成绩之一便是跟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协议，并以“宽恕法则”的方式将之固定上去。依据这一法则，独裁派不得对寡头派提出政治起诉，不得追讨僭主统治时期被其没收的财富。
这就象征着，独裁派虽然翻身了，但碍于“宽恕法则”，也因斯巴达的军事要挟，却难以申冤。既然如此，想要报仇雪恨，就得想方法绕过“宽恕法则”。
虽然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但要起诉，总得有个理由。此时，独裁派人士胸中的复仇火焰远未熄灭。更蹩脚的是，克里提亚、亚西比德等对城邦形成的损伤之大，超越现代希腊任何人，而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教员，怎样说也难辞其咎。
但要直接指挥他加入了寡头派的屠杀执行，说他与克里提亚等人相团结屠戮独裁派，既证据无余，又面临着“宽恕法则”的阻碍。得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诉，却又真正具备杀伤力的罪名。
既然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或智术师，有不少新潮“启蒙”舆论，“不敬神”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罪名？但这个罪名还不够给力，还得有尺度更大的罪名。
既然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一大批贵族青年追寻他，后又对城邦犯下大界，哪怕只是敬慕他的学识，不怎样谈政治，为什么不能说他“败坏青年”？咱们并不非由于苏格拉底参与了屠杀独裁派才起诉他的。
但这样的指控看似绕过了“宽恕法则”，却终究显得牵强。起诉者既不敢把真实动机抖显露来，只好迁就经常使用一个看似直接的罪名。这应该是第一轮投票判他有罪者不占少数的主要缘由。
即使在第一轮投票中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形势也并非无法改动。依据法律，原告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需依据控方和原告提出的不同量刑计划，启动第二轮投票，而后才做出最终的裁决。
但是，此时苏格拉底已年届七十，相关于过后四十来岁的平均年龄已是高龄，所以他下定信心，不惜老命也要抗争，要与独裁派斗上来。
依照过后的法律，控方提出量刑计划后，原告可以提出一个反计划。这时苏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高贵的头，提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反计划，比如说流放，或许缴纳一笔数额足够的罚金，与此同时在态度和言语上也不那么高傲，很或许就会免于一死。据色诺芬，苏格拉底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计划。他以为这不啻是认罪。
苏格拉底何罪之有？但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计划，不啻是犯了蔑视法庭罪，几百个大众组成的法庭心情如何，可想而知，结果也可想而知。
但据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并没拒绝提出其量刑计划，而是赞同支付三十米那赎罪金。在此之前，他甚至还胆敢提出，雅典应宣布他为城邦英雄，在“普吕坦内昂”里为他供应伙食直至逝世。
“普吕坦内昂”乃何地儿？是为雅典城邦神社大厅，外面熄灭着长明邦火，在雅典人心目中至为神圣，能够在里边享用私人伙食者，不是奥林匹克冠军就是为捍卫城邦立下出色战功的英雄。
苏格拉底竟厚颜无耻地说，他该在“普吕坦内昂”里享用私人伙食！是可忍，孰无法忍！几百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公民是可以随意寻衅、嘲弄的吗？
尔后苏格拉底又说，他情愿支付一米那赎罪金；因财力有限，只能付这么多。一个米那！这不又是在欺侮法庭！？柏拉图等人急忙叫他许可酬三十米那赎罪金，由他们担保付清，但所形成的影响已覆水难收，而此前所说在“普吕坦内昂”享用供奉云云所造成的结果一定愈加严重。
凡此种种，一定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寡头派中强硬分子置信，原告简直是在搞笑，在玩弄他们，欺侮他们！很多人原本偏差于中立，不计划判他死，如今见他如此不识抬举，便不免改动立场。
结果，苏格拉底即使示意愿支付30米那赎罪金，第二轮投票仍以压倒少数否决了这一看似正当的计划（他终究认罪了，所以说“正当”），赞成判死者比第一轮投票判有罪者多出了80人，即360人对140人。至此，苏格拉底的就义几成定局。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在过后雅典真实属于另一个时代，在那里，古人熟知的公民权益并不存在，良性的政党政治远未开出，保证集体权益的重要机制如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富权、独立法官制度、辩护律师制度、崇奉自在等，都远未构成。
在这种状况下，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未必公正，却是契非法律的。但与其说他被判死，是由于“败坏青年”、“不敬神”，毋宁说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抗争后波谲云诡的政治奋斗。确切地说，苏格拉底死于独裁派的政治报复。
假设此时雅典的政制已退化得较好，公民权益已能失去较好的包全，作为对僭主仁政只负有直接责任的他，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流放较为适宜。
但此时的雅典独裁毕竟仍是一种毛糙粗陋的氏族独裁，一种野性未泯的原始独裁，无法能这么善良。以基督教兴起后兴起的品德规范来权衡，包括雅典独裁派在内的希腊人智商虽高，大体上却仍是一些不知慈善为何的横蛮人，要让他们以德报怨，不实际践。
独裁派虽比寡头派更善良，没有对推戴派搞大屠杀，但僭主仁政毕竟发作不久，屠戮的惨景仍浮光掠影，城邦上空仍浮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真实太难。
寡头派的累累血债并没能真正失去清理，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享誉中外，难以撇清，独裁派怎样能不乘机报复？即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屠杀，也并非找不到其余理由如“败坏青年”等来打击他，并藉以威慑城内外跃跃欲试者。
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难道不正是被他“败坏”后才给城邦形成了渺小损伤？
思索到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正在埃留西（雅典近郊的一个小镇）搞还乡团，磨刀霍霍，希图再次杀回雅典变天，独裁派就更有理由采取执行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肯定的，他是被就义的。
但是在很大水平上，苏格拉底之死又是一种自我就义。若一心想要保命，他大可以在法庭上表现得谦卑、低调、依从，而非拒不认罪，更非大言不惭地恳求被视为英雄，堂而皇之地在“普吕坦内昂”里享用供奉；
即使认罪，也不用示意只愿付一米那赎罪金。 从柏拉图《克里同篇》可知，被判死刑之后，苏格拉底也并非没无时机逃离雅典 。但他终究抉择了听从法律，抉择了在狱卒监视下、与好友们交谈中饮毒芹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