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原本是和炎黄齐名的历史人物，但是，遭到成王败寇的著史观影响，历代史书对蚩尤的评估和定位都存在一定的污名化，把蚩尤说成是不守天道、残忍有情的叛逆者。
就连隔壁的日本也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在现代日本的宫廷中传承有九月结射仪式，对此，日本史书解释说是由于“ 蚩尤与黄帝争天下。蚩尤铜头铁身、战阪泉野、弓刃不能害其身……故岁首射其灵、以镇国度 ”。
理想上，炎黄、蚩尤所生活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为了部族利益而迸发抵触，是文明前夜的常态，并没有所谓“正义”与“凶恶”的辨别。
咱们明天所说的黎民百姓，无论是“黎民”还是“百姓”都泛指普通民众，追根溯源，“黎民”正是来自于蚩尤的九黎部落，这也说明炎黄和蚩尤的大战，最终的结果是促成了上古期间不同血统氏族间的民族融合。
但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由于历史观的缘由，炎帝和黄帝被确立为了华夏共祖，而雷同作为远古英雄人物的蚩尤却被扫除在外。
当然，只要一个族群除外，这个族群就是苗族。
苗族，古称三苗、有苗，散布于我国的贵州、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南边特意是西南地域，其中仅贵州一省就生活着全国50%以上的苗族人口。
而无论是湘西、黔东还是湖北咸宁的苗族同胞，均对蚩尤推崇备至，尊蚩尤为“尤祖公”或“格蚩爷老”。云南苗族服饰中至今还保管着“蚩尤旗”，贵州西北的苗族妇女还会佩戴“蚩尤冠”。
苗族史诗《格蚩爷老歌》《湘普相娘歌》和《苗族古歌·翻山越岭》为咱们梳理了一个相对明晰的历史头绪，即“苗族的后人叫剖尤（意为尤祖公），从前寓居在大河（黄河）边。起初老天爷心眼坏了，偏袒黄赤二龙。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自愿南迁到大江（长江）边”。
炎帝、黄帝、蚩尤三祖，除了炎帝的祖籍相对明白，是在陕西渭河流域一带（姜水）外，黄帝和蚩尤的祖籍都无明白记录。不过，黄帝、蚩尤族群的主要流动地，却并无太大争议。
据《帝王世纪》《水经注》《括地志》等史书记录，“ 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那么蚩尤在哪呢？《逸周书》曾有记录，“ 命蚩尤宇于少昊（皞） ”，也就是蚩尤的聚居地在少皞的地盘。少皞的地望从来没有争议，主要在明天的山东省一带。
独一无二，从来对于蚩尤墓的传说，也有蚩尤“首级冢”位于山东寿张，而蚩尤“肩髀冢”则位于山东巨野。说明蚩尤的流动区域确实在鲁西、豫北、冀南一带。
史书的记录也失掉了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的验证。
从考古发现来看，我国农业降生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0年前后，随着农业的开展，出现了稳固的聚落群和制陶工艺，也就是仰韶文明初兴之时。
在史书记录的炎帝流动区域—关中西部以岐山、文治为核心的渭水一带，考古任务者发现了仰韶文明的半坡类型。
首先， 半坡类型文明的散布范围与史书记录的炎帝流动地域吻合；而在时空框架上，仰韶文明自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前后继续2000余年，是中国降生原始农业、开局制造陶器定居生活的主要期间，也和炎帝始教天下种谷，七十世而有天下吻合。
其次， 炎帝又叫赤帝，尚红，为火师，姜姓。而仰韶文明恰好就是“红陶文明”，半坡类型陈迹中不只发现了以泥红陶制造的陶器，而且还在聚落房址灶坑旁出土了用于保管火种的陶罐。
第三， 半坡类型文明被同出于仰韶文明的庙底沟类型片面取代，时间节点刚好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来源地在河南三门峡，核心区域则囊括了河南郑州（有熊国），这里发现了后黄帝时代的双槐树陈迹，被证明由庙底沟类型开展而来。
庙底沟类型有着半坡类型的影子，却最终反噬了半坡类型，影响和辐射范围西抵甘肃兰州，东达海岱地域，北至晋中和冀西北，南则达到淮汉流域，跟史书记录的黄帝幅员“ 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极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高度吻合。
第四 ，在山东、河北、河南接壤地带发现的仰韶文明后岗类型出现出浓烈的半坡文明和山东大汶口文明融合特点，但在庙底沟类型崛起后，后岗类型简直从华北平原隐没。
假设咱们把半坡类型看做是炎帝遗存，把庙底沟类型看作是黄帝遗存，把后岗类型看作是蚩尤遗存，那么在考古学领域内，炎黄蚩尤同源，而黄帝先后击败炎帝和蚩尤，一统华夏，就构成一个闭环的证据链条。
必需指出的是，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蚩尤，都并非某一个体，而是一个部族首领的独特称呼，如此方能解释三祖之间的抗争与融合能继续上千年之久。
分子人类学的钻研成绩，也再次印证了考古学的论断。
分子人类学，咱们可以深刻而简略天文解为DNA检测，分为Y染色体（追溯男性先祖）和线粒体DNA（追溯女性先祖）。普通来讲，只需样本没有污染，从今人类样本里提取的DNA追根溯源简直不会存在误差，换言之，DNA是不会骗人的。
而依据李辉和金力的钻研显示，仰韶文明的发明主体，其Y染色体类型为O3a5—M134，其中渭河流域半坡类型的群体是M134的支系M117（姜姓在M117下游外面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余支系）。
然后岗类型的群体则是M134的另一个支系F444，而郑州西山的人骨标本Y染色体则属于M117和F444的下游支系，标明庙底沟人群（黄帝）确实是以后起之秀的身份反噬了半坡人群（炎帝）和后岗人群（蚩尤）。
分子人类学的钻研结果同时也证明了炎黄同出于少典氏，而蚩尤部族出于炎帝支系的历史记录。
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破绽：即M117和F444以及他们的下游支系染色体只代表炎帝、黄帝、蚩尤三个族群主体同出一脉，并不代表统治阶级也就是君主的血统也是如此。
由于纵观中外历史，王族是外族的并不鲜见。比如历史上的越国，主体是百越族群，他们的Y染色体类型为O1a-M119，但越王却是大禹（华夏族群）后裔，也就是属于M117、F444及其下游支系。
既然搞清楚了炎帝、黄帝、蚩尤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那么接上去咱们就必需回答文章开篇的疑问：
生活在山东的蚩尤和河南的黄帝打了一仗，按说属于华夏团体的内战，那为什么战胜的蚩尤会变成远在南边的三苗团体的后人呢？
依照苗族口口相传的诗歌，他们的后人原本是生活在黄河边的，只不过是被炎黄二龙击败，才不得不南下迁移，先过长江，后往西南。
不过，考古发现和分子人类学却并不允许三苗从北向南迁移说。
依据《战国策》记录的三苗流动范围“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考古任务者在这里发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从文明类型和时空散布判定，以江汉流域为核心的屈家岭及后续的石家河文明正是古苗民发明的史前文明。
但屈家岭文明的前身是大溪文明（公元前4400至公元前3300年），也就是说，江汉流域的史前文明有着延续开展的文明系统，并无仰韶文明南下的影子。
不只如此，依照分子人类学的钻研，古苗民的Y染色体是M7，直到明天，这一染色体单倍群都是苗族同胞的典型特色，但并未发现M117甚至其下游M134单倍群，这标明从三苗时代直到现如今的苗族，都是自成一体延续开展的，没有华夏族群支系的影子。
那有没有或许蚩尤并非出于华夏族，而是出于东夷族呢？钻研显示，东夷团体的Y染色体是O2a1b—002611，这一染色体雷同是汉族的三大Y染色体之一，在山东相对高频，但在苗族群体中却并不突出。
换言之，苗族的后人就是世居江汉平原的古三苗，与上古东夷、华夏两大团体三足鼎立，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蚩尤大战这个时代背景下，并无显著的基因交换。
那为什么蚩尤会成为苗族后人呢？难道是苗族同胞认错了？
苗族对蚩尤的尊敬，曾经植根于文明习俗和血脉记忆中，就连东汉的郑玄在给《礼记》注释的时分都提到“ 有苗、九黎之后 ”，所以，苗族认蚩尤为后人，绝非是受外来文明影响的结果，而是出于自身认知和历史记忆。
当然，DNA检测是不会骗人的。只管苗族主体和东夷以及华夏团体主体在考古学文明类型和Y染色体上都存在较大不同，但上文已述，高层贵族与高层主体平民之间族源不同的状况，并不鲜见。
湖北的考古发现，很好的解释了这个疑问。
在湖北黄冈七里河的石家河期间文明墓葬中，考古任务者发现了用猪下颌骨随葬以及拔牙习俗。用猪下颌骨随葬和拔掉侧门内齿的习俗，最早源自山东一带的北辛文明，起初成为东夷团体的典型特色。
但石家河文明的前身大溪文明却并无这一葬俗，换言之，在古苗民发明的屈家岭—石家河考古学文明中，确实有来自东夷的群体，或许说是东夷化的北边群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由于保管这一习俗的群体或许有两支：一支是少皞的东夷本族；另外一支则是“宇于少皞”的蚩尤九黎族，蚩尤的考古学遗存—仰韶文明后岗类型兼具了半坡文明和山东大汶口文明特色，所以墓葬出现东夷习俗并不奇异。
终究是哪一支呢？在七里河陈迹多座墓葬中，墓主头骨都已不见，显然是教训抗争的结果，聚居在三苗文明圈内，却又丢失头颅，说明抗争的双方正是战胜南下的九黎和黄帝为首的华夏团体（黄帝族作战时有斩首习俗）。
但这个群体显然并非普通九黎民众，由于猪骨是财产的意味，同时兼具猪下颌骨随葬以及拔牙习俗的墓葬，只能是来自高层贵族甚至王族（即蚩尤直系部族）。
这也解释了为何石家河期间出现了与石家河文明不同的墓葬习俗，且这种习俗仅在七里河等地发现，并未开展为整个三苗族群的习俗。
直到明天，拔牙习俗依然只是在云贵川的少数民族之中出现，而并非是整个苗族的文明习俗。
这也说明，确实有大批来自山东一带的高层文明群体融入到了苗族群体中，并且施展了宗教祭奠影响力，以后人神的姿态，将南下群体的后人蚩尤尊为了一切苗人独特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