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讯参考[第131号]朱某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开售就被查获的能否以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清查刑事责任
01基本案情
原告人朱某，男，1963年1月25日出世，初中文明，无业。因涉嫌犯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01年1月23日被拘捕。某区人民检察院以原告人朱某犯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原告人朱某对指控其购入冒充“中华”牌卷烟1328条待开售的理想无异议，但分辩其预备以每包人民币4元的价钱发售，指控的待销金额39.84万元过高。其辩护人提出，依据原告人朱某的供述，待销金额仅为人民币4万余元，尚未到达起刑点，公诉机关按被冒充卷烟的市场价钱来确定冒充卷烟的待销价钱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人朱某到案后有悔罪表现，申请对其从轻处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月初，原告人朱某向他人购进少量冒充“中华”牌卷烟，区分隐匿于某市凤城一村36号2室其住处及同号1室街坊家中，乘机开售。同年1月4日，烟草专卖稽查人员至上述地点，缉获冒充的“中华”牌卷烟1328条，货值金额为39.84万元。经某市烟草质量监视检测站鉴定，上述卷烟均系冒充商品。
02裁判观念
某区人民法院以为：原告人朱某以开售为目标购进明知是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拟开售的金额数额渺小，其行为已造成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原告人朱某只管曾经着手履行立功，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缘由而未未遂，属立功未遂，依法可以对比既遂犯从轻处分；同时，朱某能照实供述主要立功理想，认罪态度较好，在量刑上应一并予以思考；无关货值金额系由专门机构依法核定确认，辩护人就货值金额所提观念，在理想及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则，于2001年3月15日裁决如下：原告人朱某犯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分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宣判后，朱某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裁决发作法律效能。
03裁判理由
(一)以开售为目标购进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后还未启动开售就被查获的，可依照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清查刑事责任在整理和规范市场经济次第任务环节中，执法机关经常查获行为人寄存在仓库、住所或其余隐匿地点的尚未开售的少量并非伪劣、但属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由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则的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是以“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造成立功的规范，而这局部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还没有被开售，没有实践的“开售金额数额”，因此，关于此种行为能否应当依法清查刑事责任，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了解，以至有些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立功分子没有遭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但从行为人购进货值金额渺小的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目标来看，如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有其余用意，其目标显然只能是为了开售。以开售为目标购置冒充注册商标商品与以开售为目标购置伪劣产品一样，都是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种危害水平到达情节重大的水平，就造成立功。假设由于购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者还未将该商品售出而对其不依法清查刑事责任，就很难有效遏制立功，关于购置伪劣产品尚未售出行为和购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售出的行为，在实用法律上也难以平衡。这显然不是刑法设置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本意。同时，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则：“曾经着手履行立功，由于立功分子意志以外的缘由而未未遂的，是立功未遂”。从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环节来看，其“开售”环节应当包含购进和开售该商品两个阶段，行为人无论是实施了所有两个阶段的行为，还是仅实施了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其性质都是曾经着手履行立功。行为人以开售为目标购进货值金额渺小的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还未开售就被查获的，实践上就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缘由(被查获)而未未遂，应当实用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立功未遂的规则，以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清查刑事责任。在司法通常中，关于相似的行为，司法解释已作出这样的规则。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操持消费、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详细运作法律若干疑问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明白规则：“伪劣产品尚未开售，货值金额到达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则的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消费、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分”。目前，关于购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还未开售就被查获的行为如何解决，只管还没有司法解释，然而，这种行为与购置伪劣产品尚未开售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性质相反。关于性质相反的案件应当依照同一的解决准则解决。所以，上述司法解释关于解决本案就有齐全意义上的参照行动价值。参照这一规则，关于内行为人仓库、住所或其余隐匿地点查获的并非伪劣、但属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只需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开售，即有开售目标，就可以依照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清查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人朱某以开售为目标，购进少量冒充“中华”牌卷烟l328条被查获，货值金额已达39.84万元，应当认定为开售金额数额较大，已造成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解决此类案件，由于大少数状况下是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两边价钱计算涉案商品的货值金额外罪处分，相关于以“消费者、开售者发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所有违法支出”计算的开售金额而言，或许会造成尚未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比曾经实施了开售行为的，在解决上还要重。因此，为了表现刑法第五条规则的罪刑相顺应准则，在解决相干详细案件时应留意掌握以下两点：一是开售金额数额“较大”、“渺小”的规范应掌握在货值金额到达开售金额三倍以上；二是关于未遂立功，普通应当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则，对比既遂犯从轻或许减轻处分。(二)《解释》第二条第三款规则的“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雷同实用于冒充注册商标商品的“货值金额”的计算《解释》第二条第三款规则：“货值金额以违法消费、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依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两边价钱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依照国度方案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结颁布的《扣押、追缴、没收东西估价治理方法》的规则，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只管这一规则是针对伪劣产品立功确定货值金额而言的，但这一规则实质上明白了冒充伪劣产品“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应实用于其余相似案件必需计算产品货值金额的状况，包含侵犯他人常识产权的立功状为。只需行为人消费、开售冒充他人常识产权的产品，不可查明其开售金额的，就应当依照这一规则对其开售金额或许货值金额依法认定。本案中，原告人朱某购进冒充“中华”牌卷烟后，还没有开售就被查获，没有实践开售价钱，参照司法解释的规则，应以其标价或许同类产品的市场两边价钱计算其货值金额，或许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其货值金额。由于《解释》第二条第三款规则了货值金额的三种计算方法是递进性关系，即只能在前种计算方法没有实用条件的状况下，能力实用后种计算方法，因此就本案而言，朱某辩称其欲以每包人民币4元的价钱开售，即其涉案商品待销价钱是每包冒充的“中华”牌卷烟4元，如朱某供述的待销价钱是实在的，因其货值金额不大，可不以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分；如这一待销价钱是不实在的，由于“中华”牌卷烟有明白的市场价钱，不用须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应当依照“中华”牌卷烟的市场两边价钱计算其货值金额。据此，应当认定其货值金额较大，已造成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普通而言，冒充伪劣产品的待销价钱，就是司法解释中规则的“标价”。只管待销价钱是冒充伪劣产品的消费者、开售者所确定的，消费者、开售者自己的供述和分辩能够间接反映他们确定的待销价钱，但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位置决议了其供述和分辩带有两种或许性：既或许是实在的，也或许是虚伪的。因此，不能仅依据原告人的供述和分辩认定将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待销价钱。当原告人供述的待销价钱与同类产品的市场两边价钱出现较大差异时，必需结合案件中的其余证据综合判定。本案中，关于朱某开售冒充“中华”牌卷烟的“标价”，仅有原告人朱某的供述和分辩。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则的笔供运用准则，即“对所有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考查钻研，不轻信笔供。只要原告人供述，没有其余证据的，不能认定原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原告人供述，证据充沛确实的，可以认定原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中仅有的原告人朱某关于“标价”的笔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从朱某开售冒充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目标来看，其以每包4元的价钱开售，难以成功其营利目标，甚至会赔本。因此，朱某供述和分辩的待销价钱显著与理想不符，是不实在的。故结合全案的实践状况，对朱某的这一供述和分辩，法院不予采用，依照“中华”牌卷烟的市场两边价钱计算其货值金额是正确的。解决此类案件，无论是行为人行动说明或许提供价钱标签等证据证明其涉案产品的待销价钱，都存在必需判断该待销价钱真伪的疑问，而判断的一个重要规范就是行为人提出的待销价钱能否与其营利目标分歧。在司法通常中，有一些消费、开售冒充伪劣产品的立功分子为规避法律，逃脱制裁，在其开售冒充伪劣产品被查获后，提供了证明其“标价”的证据，但这种“标价”显著偏低，甚至低于冒充伪劣产品的消费老本，而其实践开售价钱又难以查明。关于此种状况，不应仅以其“标价”来计算开售金额或许货值金额，而应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两边价钱或许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其涉案产品真正的开售金额或许货值金额。
《刑事审讯参考》（2001年第10集，总第21集）
